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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国际新闻社(简称“国新社”)曾以创新性实践架起中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。它如何将“得道多助”“仁者无敌”等东方理念融入国际传播？又如何借西方话语体系赢得反法西斯阵营支持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、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黄振南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揭示这段跨文明传播的密码。

桂林成为国新社总社与当时的战局和安全需求有关。1938年“长沙大火案”后，国民政府机构与文化界人士向西南迁移，桂林因四面环山、社会相对安定，成为大后方重要枢纽；当时聚集了范长江、胡愈之等大批文化名人，为新闻传播提供了人才与舆论基础；且因其靠近国统区与沦陷区交界，也便于向海外传递中国抗战的真实声音。加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支持，为《救亡日报》等国新社关联媒体提供生存空间，这才让国新社总社扎根桂林。

在情感共鸣方面，针对基督教背景受众，国新社突出日军暴行是对“上帝创造的生命”的践踏。其关联媒体《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》(China Defense League Newsletter，简称《保盟通讯》)1940年转载《一个基督徒谴责对重庆的轰炸》一文，以“上帝在注视”的视角呼吁西方切断对日战略物资供应，引发欧美基督徒强烈反响。该文触发西方教会“道德觉醒”，1941年通过《保盟通讯》发起援华运动，最终募集17万条毛毯送抵延安。

民主实践叙事方面，西方记者笔下的延安生活成为国新社对外传播的重要素材。在美国，女记者斯特朗记录的“豆选法”(农民向候选人碗中投豆子投票)，被提炼为“中国式基层民主”。记者斯诺观察到，中共的民主更侧重改善底层民众物质生活条件。记者史沫特莱和《时代周刊》记者白修德笔下中共领导人生活朴素、平易近人的形象，打破了西方对中共领导人的刻板认知。

国新社对外传播的成功与其拥有一支非常专业的队伍密切相关。范长江、留学法国并在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工作过的胡愈之、曾在共产国际从事英文翻译的黄药眠、掌握英、日两种外语的王纪元等组成多语种团队，他们既懂西方文化又深谙中国现实，才能完成精准“转译”。如范长江将《论持久战》译为“Time-Space Strategy”(时空战略)，黄药眠创造“Moral Bombardment”(道德轰炸)等传神术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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